娃哈哈集團董事宗慶后最近又火了，從去年末坐高鐵二等座出行到今年初炮轟馬云虛擬經濟過火，這位曾經的首富一直占據著熱門話題，這一次他指向了企業稅收負擔問題。他也是繼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之后，對企業費用問題發表看法的又一名著名企業家。面對娃哈哈營收斷崖式下跌，宗慶后似乎有很多苦水。不過，盡管“500多種費”出自宗慶后之口，但外界依然無法知道其中細節。而不久后財政部給出了一份娃哈哈的繳費清單，卻成了硬生生的打臉。“企業稅負”也再次成為熱議話題。

　　對于中國很多企業來說，今年無疑是個寒冬。

　　對于哇哈哈來說，或許“冷”得更為明顯。10月13日，胡潤研究院發布了2016年度《胡潤百富榜》，其中宗慶后家族以1120億元的財富排名第五，財富值較上一年度的1350億元，縮水230億。而此前的8月26日，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16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報告稱，娃哈哈2015年的營業收入為494億元，同比減少226億。

　　面對娃哈哈營收斷崖式下跌，宗慶后似乎有很多苦水。此前，在央視財經頻道播出的《對話》節目中他就表示，對于造成中國實體經濟寒冬的因素，首當其沖的是高稅費，其次是虛擬經濟過火，第三是房地產摧毀實體經濟。

　　這與這一點，與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的說法不謀而合。曹德旺此前表示計劃花10億美金去美國建廠，并指出在其所考察的國家里面，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負是最高的。

　　那么，引發中國制造大企業蕭條和外遷，究竟是不是源自“賦斂之毒”？

　　據財政部回應，娃哈哈集團提供了所屬131家企業2013年以來曾發生過的繳費項目共533項。經核，2015年有支出數據的實際繳費項目為317項，與企業提供的繳費項目相差216項。此外，317項收費的計算口徑和國家收費目錄清單公示的口徑有所不同。剔除這些重復計算后，2015年娃哈哈集團及所屬企業的繳費項目為212項。上述212項繳費共計金額7412.07萬元，繳費細節如下圖：

　　娃哈哈集團39家在浙江省的下屬企業，2015年在該省實際繳費項目為63項，金額為4486.6萬元。在浙江省的繳費中，有兩類費占比85%：一是政府性基金1項（地方水利建設基金），金額為3113.2萬元。浙江財政廳表示，浙江省自2016年4月1日起，減按70%費率征收該項基金；2016年11月1日起，全面停止征收該項基金。二是行政事業性收費9項，均為中央立項，金額為741.9萬元。主要是污水處理費，金額為697.5萬元。

　　這些沒聽過的費，到底是什么？財政部表示，2016年娃哈哈集團尚無全年數據，但從2016年1~9月數據看，較2015年同期在繳費項目和金額上，均有一定程度減少。同樣，按照宗慶后的說法，2016年截至11月，集團繳費4000多萬。以此推算2016年繳費金額有所減少。這也是自2013年我國實行“簡政放權”，亂收費現象已經大批量減少的改善。

　　而據筆者了解，我國宏觀稅負率約37%，微觀企業稅負率則接近40%。在我國，除新興行業以及金融等領域外，大部分企業的利潤率都不到10%，30%~40%的稅費負擔足可以導致大多數東部沿海加工業企業處于困境之中，甚至虧損倒閉，其實這也是我國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真實原因之一。

　　37%的數字來自于中金公司2015年8月所發布的報告，其中指出如果包括一般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總收入以及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在內計算，2014中國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年高達37%，已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平均在30~35%之間），與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極不相稱。但在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看來，這種計算方式高估了中國的宏觀稅負，他撰文稱，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口徑測算，2012-2015 年中國宏觀稅負接近 30%，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42.8%。

　　然而，大家關心的還是，從企業的角度來考慮的話，什么樣的稅率水平會更加合理？

　　筆者認為，一些機構或者個別學者，經常用營業收入做分母計算企業稅率有多少，這沒有多大意義。在這樣的基礎上計算稅率，顯示出來的稅率很低，好像企業沒什么負擔。可實際情況卻可能是，企業沒什么利潤甚至虧損了。比如說，2015年，娃哈哈集團及所屬企業的繳費7412.07萬元。那么，這筆費用到底對娃哈哈有多大的壓力？ 2016年8月25日，全國工商聯“2016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報告顯示，2015年娃哈哈營業收入494億元。計算可得出，娃哈哈集團上述繳費僅占起營收的0.15%。既然占比如此之低，娃哈哈為何以對此這么敏感？其實，最近兩年，娃哈哈都在面臨營收下滑的危機。

　　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的總稅率則是指企業的稅費和強制繳費與商業利潤的比例。根據世行與普華永道發布的最新報告，2016年，中國企業的總稅率達到了68%，位列世界第12位。

　　對此，曾有學者表示，如果企業留利過低，失去投資和創新的能力，“稅費征到這個份兒上，就屬于死亡稅率了。筆者認為有一定道理，企業稅收占利潤的比重變化非常明顯，但主要原因是“利潤變薄了，企業虧損了”，這一方面取決于企業自身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則來自于綜合負擔，稅負僅僅是其中之一。

　　目前，中國稅制改革已經走了30多年里程，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顯然還有更長的一段征程要走。不能否認的是，在國內外經濟形勢和環境變化下，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需要更合理地通過稅制改革為企業發展釋放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