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艱難的起步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首要問題是康復戰爭創傷與解決溫飽，但能源、肥力、畜力不足、農機木成體系，人拉犁現象處處可見。當時飼料工作的重點主要著力于未利用飼料資源的開發及加工、貯存等方面的科普工作名牧業總體的重點是“控制疫病，畜為耕用，豬為肥用，耕牛禁宰，擴大畜群”，在飼料營養科研方面雖然曾有學者提出過各種畜禽的飼養標準方案，惜未久便湮沒于書肆。
2 先天不足，后天多病
抗美援朝前后，“向蘇聯一邊倒”，李森科主義、米丘林學派一度成為科技導向。在飼料營養學界則由莫利遜轉向波波夫、托邁以及后期的馬爾啟揚諾夫等的著作及講稿前后被譯成中文，在全國流傳甚廣。以“淀粉價理論”為基礎，以反芻動物為背景的燕麥飼料單位及其飼養標準體系在中國推行長達10年之久。當時在中國“豬為六畜之首”，玉米主要用于口糧，耕畜靠草麩、餅粕供肥用，由于糧食不足，養豬用精料主要靠“返銷糧”及農家飼料，不僅能量不足，而且蛋白質也嚴重缺乏。政府只能號召，解決豬飼料要執行“以青粗飼料為主，適當搭配精飼料”的方針。實際上是采取“有啥喂啥”的原始生產方式。而當時的動物營養科學界一盤散沙，理論脫離實際，盲目地“牛冠豬戴（注1）”，導致我國飼料營養科學在啟動階段不僅流于形式，而且走了彎路。
3 從“玉米飼料單位“到“糖化飼料”
“玉米飼料單位”反映了當時一批學者想要探索一條走中國自己的路的主觀愿望，但事與愿違，基礎理論研究工作基本上屬于空白，于是正當伊呀學語階段便照辦了“蘇聯老大哥”的模式，不過是蘇聯改“淀粉”為“燕麥”，而中國又改“燕麥”為“玉米”，換湯不換藥；“東施效顰”而已。1960年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飼料資源開發與加工貯存等有關內容均被列入《中國農業科學 12年(1957～1965)發展規劃》。但好景不長，“3年災害”后，只向科學進軍了2～3年，浮夸風濫行、偽科學猖狂，而略有基礎研究性質的工作則被冠以“個人興趣”、‘嘿項目’等大帽子而多數夭折，雖偶有佳作，惜零散、浮淺、無佳可陳。只留有王棟、許振英等先驅們的遺著或大專教材，迄今仍可稱為后學者的啟蒙經典作，留與懷念。而從“大躍進”到文革后期長達近20年的計劃經濟時期，正是許多經濟發達國家，集數10年動物營養科學、飼料科學、醫藥科學、食品科學等領域的科技儲備為一體，綜合應用于飼料工業及現代化殖業的啟動階段，在許多經濟發達國家很快便使得其畜禽的生產效率比20世紀初期提高了將近1倍。特別是進入70年代以后，氨基酸、維生素、微量元素以及非營養性飼料添加劑在配合飼料中的廣泛應用，計算機優化飼料配方軟件的不斷升級與普及，畜禽新品種的更新換代以及疫病防治技術的進步等方面的科技進步與普及，使得許多先進國家的養殖業生產水平不斷刷新記錄。而我國正沉溺于“三割催肥法”、“洗衣粉喂豬法”、“放豬衛星”、‘╳╳╳糖化飼料”、“無糧發酵飼料”等鎖國主義時期。左傾盲動，坐失良機，迫使全國人民生活所需肉、蛋、奶供應，采取配給制，長期處于短缺經濟狀態。使得我國飼料營養科學本來就落后于先進國家的距離又進一步拉大。
4 重要轉折－“萬壽路會議（注2）”
從撥亂反正到20世紀末期是我國飼料營養科學發展并與生產相結合的盛世。北京紅星雞場、北京實驗豬場及南苑配合飼料廠的問世標志著國家領導對現代化飼料工業與養殖業的重視。但早期的政治氣候仍然是“早春二月，乍暖還寒”。個別領導仍然批判在豬飼料中添加維生素、微量元素是“資產階級富養豬”技術路線。“萬壽路會議”是一次解放思想的會議，也是為動物營養科學正名的翻身會。會議落實了為設計配合飼料配方所急需的制定豬、雞飼養標準及整理出版飼料成分及營養價值表的任務。在一批老一輩動物營養科學家的帶動下，前后在全國各地召開了多次有關動物營養的專業會議及國家攻關項目論證會，大多數會議的氣氛都是開誠布公、祥和而積極的。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豬、雞、奶牛、肉牛、羊、水生動物及飼料營養價值評定等分支學科的“自然分工群體”。并有序地開展社會主義大協作。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已故動物營養學會名譽會長許振英教授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在全國同行們的支持下，首先創建了“畜禽營養研究會”并受原農林部科教司委托在哈爾濱東北農學院連續5年舉辦了以全國高級教師為對象的飼料營養科學學習班，這不僅填補了當時民族飼料工業科技力量中存在的斷層問題，同時也為避免“六五”～“七五”期間科技工作中的低水平重復，有效利用科研條件，開展社會主義大協作，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5 5年耕耘，10年協作，20年初見成效
5年辛勤耕耘填補斷層，20年群龍齊舞中華大地。20年來，由于政策的調整，國家的投入、畜禽品種、防疫、衛生等方面的科學技術的普及和提高，特別是動物營養及飼料科學在養殖業及飼料工業上的普及應用，使得我國民族飼料工業從無到有，總產量幾乎翻了60倍，穩定地占領了國內市場，有些產品還銷往東南亞各國。2001年，全國在人均占有糧食量基本上徘徊在400 kg（約相當 于美國的1／3）的糧食資源背景下，全國肉、蛋、奶、水產總產量分別達到了 6334萬 t、2337萬 t、1123萬t和4382萬t，躍居世界前列。不僅如此，全國人均占有肉、蛋、奶量分別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0kg、2 kg和1kg增長到了51 kg、19 kg和9 kg；也分別增長了4倍、9倍和8倍。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起，在全國范圍內取消了憑票供應制敞開供應。多年來，價格平穩，供銷兩旺。鐵的事實批駁了西方學者“21世紀誰來養活中國人”的謬論。2002年作為“畜禽水產養殖技術”被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評為“20世紀我國重大工程技術成就”之一，與“兩彈一星”相提并論，在全世界公認為是奇跡。
6 從咿呀學語到探索前進
“六五”前期是轉軌的準備階段，當時的飼料加工業還處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的“雙規制”歷史時期，不少官辦廠的飼料原料與產品是平價進、議價出，于是成為搶手貨。無競爭則無進步，特別是當時由于科技儲備的不足，標準化工作滯后，“皇帝的女兒不愁嫁”，于是一度“混合飼料”、“湊合飼料”、“坑農飼料”泛濫；導致相當一部分規模化養殖業虧損，于是社會上乃有“銀豬、金蛋”成本之貶詞。經過改革前的陣痛，一批經營不善的飼料企業及養殖業相繼被無情淘汰，我國民族飼料工業及養殖業才基本上從探索中扭虧為盈，進入市場公平競爭階段。小平同志曾多次在各種場合都強調了飼料科學的重要性，他在1983年1月對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門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全國都要搞飼料加工廠，要搞幾百個現代化的飼料加工廠，飼料工業要作為工業來辦，這是個很大的行業”。同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批準了國家計委《關于發展我國飼料工業問題的報告》，1984年12月國務院又頒發了（198～2000年全國飼料工業發展綱要試行草案》，嗣后，在農口、內外貿、化工、醫藥等行業均成立了與飼料有關的專門機構，并在飼料工業標準化工作、飼料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以及飼料添加劑的審批等方面理順了分工協作關系。到“七五”已有十多種可在不同微機上根據國內科研成果設計的優化飼料配方軟件問世。基本上擺脫了過去照搬國外配方或高價求購“專家密方”一統天下的局面，為我國初級階段的民族飼料工業及現代化養殖業提供了科學依據。據評估在畜牧業的增長因素中肉、蛋、奶的科技貢獻率分別達到了43％、56％和62％，上個世紀末期全國配合飼料合格率達到了97．3％，這是動物營養科研成果“豐收”的年代。
7 從“多快好省”向“省好多快”的戰略轉移
眾所周知，動物營養學與飼料科學是現代化養殖業與飼料工業的主要科學支柱。從這兩門科學的形成、發展與前景分析，涉及到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環境保護，乃至生態平衡等學科的許多方面。人類從狩獵到馴養動物大約經歷了上萬年，動物營養學從桑克特留斯（注3）（1614年）設計的“無覺性發汗”測定到拉瓦錫（注4）（1770年）算起雖然已有400年或200年的歷史，但是，真正運用現代動物營養科學對畜、禽、水生動物進行科學生產，僅僅有不到幾十年的歷史。令人擔憂的是近20年來，在我國正當通過配合飼料產出的豬肉、禽肉、禽蛋的比重僅占全國總產量的20％、56％和30％的初級階段，在許多大中城市的近郊區或城鄉結合部已經出現了養殖業對環境的污染；在牧區則由于長期超載、過牧，導致草地的退化、沙化、鹽堿化面積達原草地面積的90％以上；特別是在人為控制的封閉式、高密度飼養條件下，以高生產性能和高飼料回報率為目標的畜禽產品風味的下降；藥物殘留以及個別非法商販濫用“飼料添加劑”屢屢造成對人身健康危害事件，已經成為廣大消費者疑慮的焦點。這是盲目追求“多快”而無視“好省”的后果。從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前景分析這是中國在本世紀上半葉必須解決好的首要問題。曾經稱霸地球1．4億年之久的恐龍是如何絕滅的？有種種猜想，其中“生態惡化論”的警示與洪武二年（1366年）以來鄂爾多斯草原退化89％的現實對比，兩者是多么地相似。而前者800個恐龍家族用了上億年自生自滅，而后者僅僅用了634年。如果人類盲目地不斷向自然界索取有序物質，肆無忌憚地排放無序物質，遭到報復的將是人類自己。因此，人類必須及早采取自救措施，及時剎車，拯救自己。
8 用5R（注5）原則解決“內憂”與“外患”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我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是，有人估計，我國要真正做到“健康永續發展”，起碼須要做上百年的努力。事實證明，任何一項產業的“持續增長”都不等于“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消費”。為此，當前任何一項人類活動與科學抉擇都必須考慮對自然資源（人、水、土、能源）的平衡與補償；對不可逆轉的規范，對“生態赤字”由質變到量變閾值的預警水平以及人類動態調控建構與解構平衡的駕馭能力等項基本原則。
回顧近幾十年來飼料營養科學，在揭示動物機體內營養物質的生理生化反應及代謝規律，調控飼料營養物質間的互補頡頏關系，乃至改造動物周圍環境與機體內微生物環境等多維機制的許多方面，確實在其邊緣科學的互相滲透與嫁接等界面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果。但是，若從宏觀的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慮，則不得不考慮所有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的前天、昨天與明天、后天的關系。某項科學技術在特定的環境、資源背景下，可能是先進的、有益的。但在另一種時空狀態下就可能是反動的、不可逆轉的災害。許多以犧牲自然資源為代價的線性經濟必須向以“SR”為原則、以可持續發展（開源）與持續消費（節流）為指導思想的循環經濟方向作戰略轉移。種種跡象表明，在我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及大中城市郊區人民賴以生存的凈土，正在自覺不自覺中減少、惡化、甚至消失。我們如果走有些經濟發達國家所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則等于“飲鴆止渴”。須知我國是背著12．6億人口的沉重包袱與先進國家“競走”。特別是人世以來我國還面臨著“綠色貿易壁壘”（外患）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任務。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每前進一步都不能推卸而且不可忘懷的大事。
9 更新觀念建立“四業”良性循環關系
對中國農業現狀必須有憂患意識，要喚起民眾，保衛生態環境、保衛尚未被污染的凈土，要盡快調整完善種植業、飼料工業、養殖業與草業四大產業體系的良性循環與經濟戰略關系。一個觀念必需更新，即改變過去將糧食生產等同為食物生產的概念；區別廣義的飼料作物與糧食作物的概念；澄清過去不能用于食物的農作物主、副產品都可以滿足養殖業生產所需飼料的認識誤區；要建立將養殖動物所需養分安排在飼料作物或牧草種植業生產計劃中的大農業生產觀；要發展不以獲取籽實為唯一目標，而是以增產可飼用總體生物量為目標的“營養體農業”生產體系。種植業不僅要為養殖業提供所需飼料中的“營養源”同時還需要有計劃地把從飼料中提走的所有養分，科學合理加以補償回報。不管農區養殖業也好，牧區畜牧業也好，必須使其排污良性循環，“回報”農田或草地。據報道，近年來有些地方正在通過開發種草、外銷創收的途徑謀求暫時的經濟效益，作者認為這是不可取的。傳統的逐水而居的畜牧業是分散的，而且大多數地區采用的是分區輪牧或季節性輪牧方式。盡管破壞緩慢，畢竟還是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相比而言，破壞的手段是“原始的”、緩慢的。按每公頃每年產中等質量首豬干草15 t計則將從土壤帶走氮 413 kg（注 6）、磷 33 kg和鉀 360 kg，如果按現在某些地方所用的現代化的“先進”手段進行“種草”、“賣草”，而不進行土壤肥力回報，豈不等于用“現代化”、“機械化”等先進手段加速僅存的草地、水土資源的枯竭進程。作者認為：對此類項目的立項應組織專家認真論證，為今之計。首先，應爭取從草畜平衡然后再考慮草畜兩旺，只有個別水土條件較好的地區可以考慮國內的盈缺調節。從國情國力及草地、水肥條件出發，單純直接出口草資源換匯是弊大于利的短視行為。
目前各級政府正在加大投入，貫徹執行以草原承包到戶為重點，完善“雙權～制”（所有權、使用權、承包責任制）；大力推行休牧和劃區輪牧，發展、建設適用灌木，充分發揮草原服務體系，加大草原執法力度等一系列政策與措施。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已前后采取了“休牧政策”，所有這些措施都是非常及時的，也是必要的。預計在退耕還草、還林之后還會在一些農牧交錯地帶的水土資源較好的宜耕地區，通過農牧結合，草牧結合發展生態農業，或在糧食產區周邊采取“儲‘糧’于‘草’”，“以糧養牧”、“以糧換草”、“以草養水”的方針，大力發展和鞏固舍飼畜牧業。這是從根本上擺脫靠天養畜的必由之路。應毫不動搖地堅決貫徹推廣執行。
10 走自己的路
回顧近代科學史，我國有過“閉關自守”的鎖國主義時代，但也有過“洋務運動”、“向蘇聯一邊倒”、“大躍進”、“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狂熱年代。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左的、右的干擾使中國人嘗盡了苦頭，耽誤了許多黃金機遇，付出了慘重代價。而當前正值眾志成城，奮發圖強的盛世，我國目前能夠用于R＆D的經費僅占GDP的0．5％～1％，是發達國家的1／5～1／7，在R＆D的經費中可用于飼料營養研究的份額則更少。當前不僅科研投人不足，同時還面臨著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復雜性與時效性的矛盾，科研創收與基礎研究的矛盾。為此，對每一個飼料營養科技工作者都要求慎審處理“為與不為”的問題。科學技術無國界，有些可以拿來為我所用。但是，科學技術的受體一生產者與其生產條件以及市場需求卻是有條件的。15年前已故許振英教授曾指出：“毋庸諱言，除極少數例外，目前我國大多數課題仍是前人報道的重演；盡管研究對象一貫面向國內，但是希望與艱難并存，志躊躇而勢搖曳，路崎嶇而蹣跚”。這是老一輩科學家對當時飼料營養科研總體水平的基本估計。近年來連續3年科學發明一等獎輪空，也無情說明了這一事實。10年過去了，這一局面有多少改變。作者認為，有進步，但不能令人滿意，有客觀原因，但更多的是決策失誤，我們必須自強不息，為鞏固和發展來之不易的大好形勢而奮斗，愿與廣大讀者共勉。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首要問題是康復戰爭創傷與解決溫飽，但能源、肥力、畜力不足、農機木成體系，人拉犁現象處處可見。當時飼料工作的重點主要著力于未利用飼料資源的開發及加工、貯存等方面的科普工作名牧業總體的重點是“控制疫病，畜為耕用，豬為肥用，耕牛禁宰，擴大畜群”，在飼料營養科研方面雖然曾有學者提出過各種畜禽的飼養標準方案，惜未久便湮沒于書肆。
2 先天不足，后天多病
抗美援朝前后，“向蘇聯一邊倒”，李森科主義、米丘林學派一度成為科技導向。在飼料營養學界則由莫利遜轉向波波夫、托邁以及后期的馬爾啟揚諾夫等的著作及講稿前后被譯成中文，在全國流傳甚廣。以“淀粉價理論”為基礎，以反芻動物為背景的燕麥飼料單位及其飼養標準體系在中國推行長達10年之久。當時在中國“豬為六畜之首”，玉米主要用于口糧，耕畜靠草麩、餅粕供肥用，由于糧食不足，養豬用精料主要靠“返銷糧”及農家飼料，不僅能量不足，而且蛋白質也嚴重缺乏。政府只能號召，解決豬飼料要執行“以青粗飼料為主，適當搭配精飼料”的方針。實際上是采取“有啥喂啥”的原始生產方式。而當時的動物營養科學界一盤散沙，理論脫離實際，盲目地“牛冠豬戴（注1）”，導致我國飼料營養科學在啟動階段不僅流于形式，而且走了彎路。
3 從“玉米飼料單位“到“糖化飼料”
“玉米飼料單位”反映了當時一批學者想要探索一條走中國自己的路的主觀愿望，但事與愿違，基礎理論研究工作基本上屬于空白，于是正當伊呀學語階段便照辦了“蘇聯老大哥”的模式，不過是蘇聯改“淀粉”為“燕麥”，而中國又改“燕麥”為“玉米”，換湯不換藥；“東施效顰”而已。1960年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飼料資源開發與加工貯存等有關內容均被列入《中國農業科學 12年(1957～1965)發展規劃》。但好景不長，“3年災害”后，只向科學進軍了2～3年，浮夸風濫行、偽科學猖狂，而略有基礎研究性質的工作則被冠以“個人興趣”、‘嘿項目’等大帽子而多數夭折，雖偶有佳作，惜零散、浮淺、無佳可陳。只留有王棟、許振英等先驅們的遺著或大專教材，迄今仍可稱為后學者的啟蒙經典作，留與懷念。而從“大躍進”到文革后期長達近20年的計劃經濟時期，正是許多經濟發達國家，集數10年動物營養科學、飼料科學、醫藥科學、食品科學等領域的科技儲備為一體，綜合應用于飼料工業及現代化殖業的啟動階段，在許多經濟發達國家很快便使得其畜禽的生產效率比20世紀初期提高了將近1倍。特別是進入70年代以后，氨基酸、維生素、微量元素以及非營養性飼料添加劑在配合飼料中的廣泛應用，計算機優化飼料配方軟件的不斷升級與普及，畜禽新品種的更新換代以及疫病防治技術的進步等方面的科技進步與普及，使得許多先進國家的養殖業生產水平不斷刷新記錄。而我國正沉溺于“三割催肥法”、“洗衣粉喂豬法”、“放豬衛星”、‘╳╳╳糖化飼料”、“無糧發酵飼料”等鎖國主義時期。左傾盲動，坐失良機，迫使全國人民生活所需肉、蛋、奶供應，采取配給制，長期處于短缺經濟狀態。使得我國飼料營養科學本來就落后于先進國家的距離又進一步拉大。
4 重要轉折－“萬壽路會議（注2）”
從撥亂反正到20世紀末期是我國飼料營養科學發展并與生產相結合的盛世。北京紅星雞場、北京實驗豬場及南苑配合飼料廠的問世標志著國家領導對現代化飼料工業與養殖業的重視。但早期的政治氣候仍然是“早春二月，乍暖還寒”。個別領導仍然批判在豬飼料中添加維生素、微量元素是“資產階級富養豬”技術路線。“萬壽路會議”是一次解放思想的會議，也是為動物營養科學正名的翻身會。會議落實了為設計配合飼料配方所急需的制定豬、雞飼養標準及整理出版飼料成分及營養價值表的任務。在一批老一輩動物營養科學家的帶動下，前后在全國各地召開了多次有關動物營養的專業會議及國家攻關項目論證會，大多數會議的氣氛都是開誠布公、祥和而積極的。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豬、雞、奶牛、肉牛、羊、水生動物及飼料營養價值評定等分支學科的“自然分工群體”。并有序地開展社會主義大協作。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已故動物營養學會名譽會長許振英教授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在全國同行們的支持下，首先創建了“畜禽營養研究會”并受原農林部科教司委托在哈爾濱東北農學院連續5年舉辦了以全國高級教師為對象的飼料營養科學學習班，這不僅填補了當時民族飼料工業科技力量中存在的斷層問題，同時也為避免“六五”～“七五”期間科技工作中的低水平重復，有效利用科研條件，開展社會主義大協作，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5 5年耕耘，10年協作，20年初見成效
5年辛勤耕耘填補斷層，20年群龍齊舞中華大地。20年來，由于政策的調整，國家的投入、畜禽品種、防疫、衛生等方面的科學技術的普及和提高，特別是動物營養及飼料科學在養殖業及飼料工業上的普及應用，使得我國民族飼料工業從無到有，總產量幾乎翻了60倍，穩定地占領了國內市場，有些產品還銷往東南亞各國。2001年，全國在人均占有糧食量基本上徘徊在400 kg（約相當 于美國的1／3）的糧食資源背景下，全國肉、蛋、奶、水產總產量分別達到了 6334萬 t、2337萬 t、1123萬t和4382萬t，躍居世界前列。不僅如此，全國人均占有肉、蛋、奶量分別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0kg、2 kg和1kg增長到了51 kg、19 kg和9 kg；也分別增長了4倍、9倍和8倍。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起，在全國范圍內取消了憑票供應制敞開供應。多年來，價格平穩，供銷兩旺。鐵的事實批駁了西方學者“21世紀誰來養活中國人”的謬論。2002年作為“畜禽水產養殖技術”被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評為“20世紀我國重大工程技術成就”之一，與“兩彈一星”相提并論，在全世界公認為是奇跡。
6 從咿呀學語到探索前進
“六五”前期是轉軌的準備階段，當時的飼料加工業還處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的“雙規制”歷史時期，不少官辦廠的飼料原料與產品是平價進、議價出，于是成為搶手貨。無競爭則無進步，特別是當時由于科技儲備的不足，標準化工作滯后，“皇帝的女兒不愁嫁”，于是一度“混合飼料”、“湊合飼料”、“坑農飼料”泛濫；導致相當一部分規模化養殖業虧損，于是社會上乃有“銀豬、金蛋”成本之貶詞。經過改革前的陣痛，一批經營不善的飼料企業及養殖業相繼被無情淘汰，我國民族飼料工業及養殖業才基本上從探索中扭虧為盈，進入市場公平競爭階段。小平同志曾多次在各種場合都強調了飼料科學的重要性，他在1983年1月對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門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全國都要搞飼料加工廠，要搞幾百個現代化的飼料加工廠，飼料工業要作為工業來辦，這是個很大的行業”。同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批準了國家計委《關于發展我國飼料工業問題的報告》，1984年12月國務院又頒發了（198～2000年全國飼料工業發展綱要試行草案》，嗣后，在農口、內外貿、化工、醫藥等行業均成立了與飼料有關的專門機構，并在飼料工業標準化工作、飼料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以及飼料添加劑的審批等方面理順了分工協作關系。到“七五”已有十多種可在不同微機上根據國內科研成果設計的優化飼料配方軟件問世。基本上擺脫了過去照搬國外配方或高價求購“專家密方”一統天下的局面，為我國初級階段的民族飼料工業及現代化養殖業提供了科學依據。據評估在畜牧業的增長因素中肉、蛋、奶的科技貢獻率分別達到了43％、56％和62％，上個世紀末期全國配合飼料合格率達到了97．3％，這是動物營養科研成果“豐收”的年代。
7 從“多快好省”向“省好多快”的戰略轉移
眾所周知，動物營養學與飼料科學是現代化養殖業與飼料工業的主要科學支柱。從這兩門科學的形成、發展與前景分析，涉及到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環境保護，乃至生態平衡等學科的許多方面。人類從狩獵到馴養動物大約經歷了上萬年，動物營養學從桑克特留斯（注3）（1614年）設計的“無覺性發汗”測定到拉瓦錫（注4）（1770年）算起雖然已有400年或200年的歷史，但是，真正運用現代動物營養科學對畜、禽、水生動物進行科學生產，僅僅有不到幾十年的歷史。令人擔憂的是近20年來，在我國正當通過配合飼料產出的豬肉、禽肉、禽蛋的比重僅占全國總產量的20％、56％和30％的初級階段，在許多大中城市的近郊區或城鄉結合部已經出現了養殖業對環境的污染；在牧區則由于長期超載、過牧，導致草地的退化、沙化、鹽堿化面積達原草地面積的90％以上；特別是在人為控制的封閉式、高密度飼養條件下，以高生產性能和高飼料回報率為目標的畜禽產品風味的下降；藥物殘留以及個別非法商販濫用“飼料添加劑”屢屢造成對人身健康危害事件，已經成為廣大消費者疑慮的焦點。這是盲目追求“多快”而無視“好省”的后果。從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前景分析這是中國在本世紀上半葉必須解決好的首要問題。曾經稱霸地球1．4億年之久的恐龍是如何絕滅的？有種種猜想，其中“生態惡化論”的警示與洪武二年（1366年）以來鄂爾多斯草原退化89％的現實對比，兩者是多么地相似。而前者800個恐龍家族用了上億年自生自滅，而后者僅僅用了634年。如果人類盲目地不斷向自然界索取有序物質，肆無忌憚地排放無序物質，遭到報復的將是人類自己。因此，人類必須及早采取自救措施，及時剎車，拯救自己。
8 用5R（注5）原則解決“內憂”與“外患”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我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是，有人估計，我國要真正做到“健康永續發展”，起碼須要做上百年的努力。事實證明，任何一項產業的“持續增長”都不等于“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消費”。為此，當前任何一項人類活動與科學抉擇都必須考慮對自然資源（人、水、土、能源）的平衡與補償；對不可逆轉的規范，對“生態赤字”由質變到量變閾值的預警水平以及人類動態調控建構與解構平衡的駕馭能力等項基本原則。
回顧近幾十年來飼料營養科學，在揭示動物機體內營養物質的生理生化反應及代謝規律，調控飼料營養物質間的互補頡頏關系，乃至改造動物周圍環境與機體內微生物環境等多維機制的許多方面，確實在其邊緣科學的互相滲透與嫁接等界面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果。但是，若從宏觀的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慮，則不得不考慮所有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的前天、昨天與明天、后天的關系。某項科學技術在特定的環境、資源背景下，可能是先進的、有益的。但在另一種時空狀態下就可能是反動的、不可逆轉的災害。許多以犧牲自然資源為代價的線性經濟必須向以“SR”為原則、以可持續發展（開源）與持續消費（節流）為指導思想的循環經濟方向作戰略轉移。種種跡象表明，在我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及大中城市郊區人民賴以生存的凈土，正在自覺不自覺中減少、惡化、甚至消失。我們如果走有些經濟發達國家所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則等于“飲鴆止渴”。須知我國是背著12．6億人口的沉重包袱與先進國家“競走”。特別是人世以來我國還面臨著“綠色貿易壁壘”（外患）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任務。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每前進一步都不能推卸而且不可忘懷的大事。
9 更新觀念建立“四業”良性循環關系
對中國農業現狀必須有憂患意識，要喚起民眾，保衛生態環境、保衛尚未被污染的凈土，要盡快調整完善種植業、飼料工業、養殖業與草業四大產業體系的良性循環與經濟戰略關系。一個觀念必需更新，即改變過去將糧食生產等同為食物生產的概念；區別廣義的飼料作物與糧食作物的概念；澄清過去不能用于食物的農作物主、副產品都可以滿足養殖業生產所需飼料的認識誤區；要建立將養殖動物所需養分安排在飼料作物或牧草種植業生產計劃中的大農業生產觀；要發展不以獲取籽實為唯一目標，而是以增產可飼用總體生物量為目標的“營養體農業”生產體系。種植業不僅要為養殖業提供所需飼料中的“營養源”同時還需要有計劃地把從飼料中提走的所有養分，科學合理加以補償回報。不管農區養殖業也好，牧區畜牧業也好，必須使其排污良性循環，“回報”農田或草地。據報道，近年來有些地方正在通過開發種草、外銷創收的途徑謀求暫時的經濟效益，作者認為這是不可取的。傳統的逐水而居的畜牧業是分散的，而且大多數地區采用的是分區輪牧或季節性輪牧方式。盡管破壞緩慢，畢竟還是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相比而言，破壞的手段是“原始的”、緩慢的。按每公頃每年產中等質量首豬干草15 t計則將從土壤帶走氮 413 kg（注 6）、磷 33 kg和鉀 360 kg，如果按現在某些地方所用的現代化的“先進”手段進行“種草”、“賣草”，而不進行土壤肥力回報，豈不等于用“現代化”、“機械化”等先進手段加速僅存的草地、水土資源的枯竭進程。作者認為：對此類項目的立項應組織專家認真論證，為今之計。首先，應爭取從草畜平衡然后再考慮草畜兩旺，只有個別水土條件較好的地區可以考慮國內的盈缺調節。從國情國力及草地、水肥條件出發，單純直接出口草資源換匯是弊大于利的短視行為。
目前各級政府正在加大投入，貫徹執行以草原承包到戶為重點，完善“雙權～制”（所有權、使用權、承包責任制）；大力推行休牧和劃區輪牧，發展、建設適用灌木，充分發揮草原服務體系，加大草原執法力度等一系列政策與措施。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已前后采取了“休牧政策”，所有這些措施都是非常及時的，也是必要的。預計在退耕還草、還林之后還會在一些農牧交錯地帶的水土資源較好的宜耕地區，通過農牧結合，草牧結合發展生態農業，或在糧食產區周邊采取“儲‘糧’于‘草’”，“以糧養牧”、“以糧換草”、“以草養水”的方針，大力發展和鞏固舍飼畜牧業。這是從根本上擺脫靠天養畜的必由之路。應毫不動搖地堅決貫徹推廣執行。
10 走自己的路
回顧近代科學史，我國有過“閉關自守”的鎖國主義時代，但也有過“洋務運動”、“向蘇聯一邊倒”、“大躍進”、“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狂熱年代。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左的、右的干擾使中國人嘗盡了苦頭，耽誤了許多黃金機遇，付出了慘重代價。而當前正值眾志成城，奮發圖強的盛世，我國目前能夠用于R＆D的經費僅占GDP的0．5％～1％，是發達國家的1／5～1／7，在R＆D的經費中可用于飼料營養研究的份額則更少。當前不僅科研投人不足，同時還面臨著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復雜性與時效性的矛盾，科研創收與基礎研究的矛盾。為此，對每一個飼料營養科技工作者都要求慎審處理“為與不為”的問題。科學技術無國界，有些可以拿來為我所用。但是，科學技術的受體一生產者與其生產條件以及市場需求卻是有條件的。15年前已故許振英教授曾指出：“毋庸諱言，除極少數例外，目前我國大多數課題仍是前人報道的重演；盡管研究對象一貫面向國內，但是希望與艱難并存，志躊躇而勢搖曳，路崎嶇而蹣跚”。這是老一輩科學家對當時飼料營養科研總體水平的基本估計。近年來連續3年科學發明一等獎輪空，也無情說明了這一事實。10年過去了，這一局面有多少改變。作者認為，有進步，但不能令人滿意，有客觀原因，但更多的是決策失誤，我們必須自強不息，為鞏固和發展來之不易的大好形勢而奮斗，愿與廣大讀者共勉。
